洪涛和龙哥俩人干着三个人的活。一个人把握着钢钎，一个人抡着大锤，向着钢钎狠狠地砸下去。先凿开冰面，清理掉浮冰块，才是冻土层——黑黝黝的淤泥层面。再将黑黝黝的冻土层面凿裂开，之后，再将大小不一的泥土块，搬到河岸上，成堆摆放好，等小队的马车拉走。
洪涛和龙哥干完活，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。洪涛回到青年点没见到崔建华，他先到小队部去打听，没见着小队长；又去大队部打听消息，还是没见到崔建华。他听大队治保主任说，崔建华与黒子去公社了。晚上八点多钟崔建华回到了青年点。洪涛问，“还没吃饭吧？”崔建华点点头，一脸的沮丧，威猛之风，荡然无存。“我给你留饭了，我去热热。”洪涛说着，去了厨房。他将一个装饭的，一个装菜的，两个饭盒，放在大铁锅里的箅子上。他往大铁锅里加了两瓢水，盖上锅盖，再往灶坑里添了些玉米杆，点着火，又将电吹风机通上电。十多分钟，洪涛将热好的饭菜，端给了崔建华。崔建华吃完饭，洪涛又把两个饭盒洗刷干净。
洪涛和崔建华走出了青年点，崔建华自我解嘲地说道，“黑子掉了三颗牙，公社让我赔他500元钱。”“嗷，黒子同意了吗？”洪涛瞧着崔建华的眼睛问道。“同意了。”崔建华答道。“那就好，破财免灾吧！”洪涛不无同情地说道。“唉！是破财免灾，可是我没钱那。”崔建华说道。洪涛没敢贸然接话……第二天傍晚，吃过晚饭。龙哥找洪涛到青年点外边说话，他阴着个脸，说，“崔建华找我了，他说要赔给黒子500元钱，他没钱让咋俩给凑凑。”洪涛苦笑着问道，“你想咋办呢？”“架是他打的，我又没让他打架。为啥让我拿钱呢？这不是躺着挨枪吗？”他答道。洪涛递给他一支纸烟，用打火机给他点着烟，他深吸了一口，又猛劲地吐出了烟雾，仿佛是要吐尽心里所有的怨气。“你的意见和他说了吗？”洪涛问道。“我没说，也不想搭这个茬口。”龙哥说道。隔日，崔建华再次找到洪涛，说，“公社来信了，让我赶紧把钱送过去，再耽搁就拘留我了。”“啊，是这样呀？”洪涛应道。“我的意见和龙哥说了。”崔建华说道。“龙哥啥想法呀？”洪涛明知故问。“哈哈，他说他没钱。”崔建华答道。“洪涛“嗷嗷”两声，没再往下问。“你和龙哥说说，就得你俩帮我了。我也是替你倆打架呀。”洪涛见崔建华说出此话时，竟无愧疚之意，还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。洪涛心中不悦，问道，“啊，你怎么是替咋俩打架呢？这话是从哪说的？”“黑子骂的是咱们三个人，你倆都不吱声，我替你俩出气才打了黑子。我担了坏名声不说，还要影响以后抽调回城呢。”崔建华答道。洪涛忍忍地说道，“现在，我手头也没钱，我往家里写封信，等我爸给我邮点钱来。有了你也别高兴，没有呢你也不要恼。”
十二月月底的一天，吃完晚饭，天已麻麻黑。青年点男生宿舍外间屋，南北两铺炕上坐满了人，地下也站着些人。这是青年点全体知青的会议——伙食费审查会议。
洪涛坐在南炕里，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七一届的老知青。他的左眼角下方有条小疤，笑时两个眉毛向下使劲。洪涛喊他王哥，是青年点伙食长。
会议召集人兼主持人，是一个六八届老知青，也是青年点中，唯一一位还未被抽调回城的老知青了，大家喊他老牛。他个头不高，下乡六年有余的时间，仍是青廋白皙的脸颊。门口，两个木箱子落了起来，上面是一块靠墙立着的小黒板。老牛手掐一小截白粉笔头，站在黒板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一个老师呢，正在声情并茂地讲着课。他拿着粉笔的右手，不时地在黑板上写着数字，薄薄的嘴唇也在频繁的抖动着。站在他身旁的是青年点点长，一位七一届的女知青，大家喊她老房。她一脸的窘迫，胖胖的脸涨得通红。她语无伦次地说着话，恰似落水狗的处境了。刚来的洪涛，还不知道青年点里的道道，也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但，从会议的表象上看，老房已招架不住老牛咄咄逼人的拷问了。最后时刻，她说，“四十五元钱，给杜队长买了一架挂钟。”坐在洪涛身边的王哥，说了一句，“太二了。”洪涛侧身看着他说话时的表情，他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双眼似乎在喷火。他是伙食长，管着青年点点伙食账，钱和他有关系。老牛也曾想过在他那打开缺口，都被他顶了回去。如今老房被攻破了缺口，他如何能不气愤呢。老牛，看老房“招供”了，他的目的也达到了。他挥着的手臂也放下了，他将半截粉笔往地下一扔，就像一个刚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将军。“这就没啥好说的了。”老牛面向大家，把双手摊开着说道。事后，洪涛到杜队长家串门，杜队长对洪涛说，“这不是傻吗，你说这个干嘛，说什么不行，有我在谁还会查你不成。”听了杜队长的话，洪涛也认为老房是傻，看来女的是不能担事，遇到点事就蒙了，麻爪了。这是洪涛走上社会，首次亲身经历的人与人斗，其乐无穷的场面。
青年点会议后，点长老房和伙食长王哥都干不下去了。两个七二届知青接替了青年点点长和伙食长。这俩人干了三个多月，就主动向大队主管知青工作的薛主任提出了辞职。
一九七五年春节过后，洪涛从城里返回青年点的第二天，就被薛主任找去谈话了。薛主任红脸堂，慈眉善目，一副敦厚的样子。他说，“现在青年点需要推荐一个新点长和一个伙食长。我从侧面了解和考察了你，大家伙也都看好你，想推荐你当点长。”洪涛听明白了薛主任的意思，甚感意外。他心想青年点还有那么多人呢，怎么就能轮到我当点长了呢？想归想，洪涛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这还挺出乎薛主任的意料，他准备了好多说词，一点都没用上。他瞧着洪涛心想，这位不是脑路有问题，就是一个另类。洪涛儿时，学生时代的经历及家庭背景，或许能给薛主任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却又是那么与众不同。
此次，74届知青来了16人，青年点原有70届、71届、72届老知青26人。这些人里，只有洪涛能当点长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然而，现实是当点长只有责任和义务，自己倒没有丁点的好处，或许还费力不讨好，所以才没人干呢。伙食长与点长就不一样了。伙食长每天在青年点里，处理日常事物，负责做两顿饭，还是全劳力工分，这远比在生产队做农活轻巧得多。伙食长还管着伙食账，多少还有点自主权。
一九六零年，是我国遭遇自然灾害的第一年。那年的四五月间，玉米秧苗已有半尺多高，洪涛的姥姥左胳膊挎着一个篮筐，右手拿着一把小铲刀，在他家房后的一块玉米地里挖野菜。洪涛的小手拽着姥姥的衣襟，随着姥姥走。姥姥挖了半篮子野菜，洪涛看见一个身穿蓝制服上衣的中年男人，上来抢夺姥姥的篮子。姥姥与那个中年男人争夺了一阵子，篮子还是被男人夺了过去。姥姥带着洪涛相跟着那个中年男人往地头走，到了地头，中年男人将半篮子野菜，倒进了猪圈里，再将篮子还给了姥姥。洪涛看中年男人走了，怯生生地问姥姥，“那个男人为什么抢我们的篮子啊？”姥姥说，“他不让我们在他家的地里挖野菜。”姥姥的话，洪涛似懂非懂。但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似乎烙印上了“强者”的痕迹，多少年过去了，洪涛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，那年洪涛才四岁。
一九七三年的一天，洪涛与几个同学去班长家玩。班长的四哥是七一届毕业生，下乡没走，那日正在家。四哥也可能是闲得无聊，有意找他们几个搭话，说，“等你们毕业了都想干什么呀？”张健说，“我想开车。”有个外号叫耗子的，说“我想盖房子，给我家盖个大房子。”……最后，四哥冲着洪涛，微笑着问：“你呢，你想干什么呀？”“我想当官。”洪涛不假思索地说道。听了洪涛的话，四哥眼睛里瞬间闪现出一晃而过的光亮，他饶有兴致地问道，“为什么呀？你说说理由吧？”洪涛说，“当官多好啊，啥都自己说了算，还能走后门……”“就他有野心。”四哥手指着洪涛，和那几个同学说道。洪涛知道“野心”是贬义词，就分辨道，说，“本来吗，当官的就是好处多吗。”四哥微笑着将头转向窗外，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，也不再与他们几个搭话了。此时的洪涛，并不知道什么是丛林法则，更不懂得达尔文的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的道理。但，洪涛已在他的日常生活经历中，发现了“强者”的道理。朴素的“强者”思维的观念，已扎根在洪涛的脑海里了。
洪涛爽快麻利地答应了薛主任，薛主任的大道理没用上，这多少让薛主任有些失望。为此，笔者想到了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一书里的一个人物——孙少安的二爸，是一个专会穷讲“革命”大道理的人物，不让他说，不让他讲，他会憋出毛病来的。
洪涛能接受当点长的工作，当时，他的确未想到什么困难不困难的事，更没想到有什么好处。他认为在青年点点长这个位置上，能锻炼提高他的工作能力，这是命运之神降临与他的机会。成功与失败都无所谓，真就是失败了又能怎样，还是个知青罢了。洪涛想的是他日后的前程，这或许是个另类的想法，那么与众不同。